周其仁指出，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和原来所说“私营”的概念不能完全包含的特征。因为对大型股份制公司和上市公司来说，企业的资产已经不单单是老板自己的财产，加上了很多其他方的财产，甚至包括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他所有制拥有的财产。

周其仁强调，这些新特征使得中国的“公司”多多少少具有公的性质，这里的“公”不同于传统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这个“公”产生于清清楚楚的私人投资、私人财产、私人产权，但这些财产一进入到公司后，多多少少具有“公共”的性质。

周其仁解释称，从业务结构来看，中国现在很多头部民营企业的业务范围已经非常广泛，而且这些公司业务运行的质量甚至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比如支付宝、微信支付以及华为在全球布局通讯基础设备，它们产生的影响极其public（公共）。

“这些性质越来越值得我们研究。”周其仁说。“30年民营经济的发展，恰恰在民营中开始成长出了一些私有经济、私有产权所不能完全概括的特征。这个特征表明，我们整个社会从观念、法律、政策方针、习俗方面，都应该给这种新性质的发展留有足够空间。“

周其仁表示，可以推断，民营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单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初级阶段的现象，更不是短期经济下行压力时才需要给予特别关照的事，民营经济有长远的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要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久地共同存在下去。

如下为周其仁现场发言实录：

在我们这个地方，民营企业还有一些其他的称呼，比如说叫私营企业，私营经济，或者叫非公经济。不管怎么叫，都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生了这么一种经济形态，是由民间私人创办、投资、管理的企业，不同于各种行政级别的政府创办、拥有、管理的国有经济或者是集体经济。

1988年通过民营企业的宪法修正案，确认了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合法地位。30年已经过去了，民营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除了数量上像刚才工商联主席讲到的，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半壁以上的江山，它在性质上也出现了一些我认为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在发展比较好的民营企业，走在前头的民营企业，股权开始多样化，开始成为股份制的公司，很多成为走向公共上市的公司。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性质方面的变化，从民营企业特别是头部的民营企业的业务结构来看，它们要跟数亿员工，要跟多少亿的国内国外的客户，要跟上下游、供应商、服务商，形形色色的方方面面结成市场性企业关系。也就是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市场契约网络当中非常重要的结点，可以把整个市场活动联系起来的这个结点。

这两个性质方面的特点，其实都开始出现了我们原来说它是私有，私营这种概念，不能完全包含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对于一个大型的股份制民营企业来说，更不要说上市公司，无论在境内上还是境外上，企业的资产已经不单单是老板自己的财产了，要加上很多其他方的财产，甚至包括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他所有制拥有的财产。像在座的刘永好先生、李东生先生，他们现在做的每一个投资决定，或者经营的决定，动用的不完全是自己个人的私人财产，要同时动员很多其他私人财产甚至公共财产。所以公司、公司，多多少少具有公的性质。这个公跟传统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不同，它产生于清清楚楚的私人资本、私人投资、私人财产、私人财产权。但是一进到公司里头，多多少少具有公共的性质。

从业务结构来看，我们现在很多头部的民营企业，业务范围已经非常广泛，而且它们业务的运行质量。刚才我讲的契约网络的运行质量，甚至对国民经济的生活，社会生活会发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支付宝，比如说微信支付，比如说华为公司在全球布局的通讯基础设备，它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公共的，不仅仅是影响它们自己。这些性质我认为越来越值得我们研究。

我们还是习惯说，就像刚才看到的这个标题，似乎是清清楚楚的两个部分。仔细观察中国的经验，30年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恰恰认为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民营企业里面开始成长出一些私有经济，私有产权所不能完全概括的特征。

这个特征表明，我们整个社会从观念，从法律，从政策，从方针，从习俗都应该给这种新性质的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同时由此推断，民营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单单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初级阶段的现象，仅仅在初级阶段才有这种必要性。更不是短期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才需要给予一个特别关照的事件，它有长远的未来。它像习近平主席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它要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久的共同存在下去，是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长远的预期，因为现在短期的很多困难，其实根本要解决来自于对长期稳定的预期。如果我们不是用完全传统的公司，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概念来认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的现实，我们应该这些新的性质特点，应该让中国的所谓从数量型转型转向质量为中心的增长，奠定一个更可靠的微观基础。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