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积极地吸引海外投资，一面是跃跃欲试地投资移民，中美两国的资本流向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为吸引海外投资，美国近期正在积极酝酿一系列积极的刺激政策。比如，美国国会有提案称，“外国人购房超50万美元可获美国居留签证”，道理似乎很简单，一是在美国国内购买力相对住房需求极度饱和的情况下，借助这一诱惑消化过剩的房屋存量，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二是50万美元换来的居留权，并不能直接找工作，但能带来更具财富实力的消费，进而能打破消费萎靡不振的僵局，实现经济大逆转。除这一新政外，美国还准备成立跨23个部委办公室，大力推动美国“招商引资”行动，并通过本国的市场、资源优势重振美国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随着人口老龄化、投资外移以及内需后续增长乏力，很多西方国家都把移民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尤其近年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由于投资成本较低、成功率高、获批较快而成为中国投资移民的首选地。据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统计数据，2009财政年度，在美国投资至少50万美元而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即“绿卡”)的投资移民签证获批人数同比增长了3倍，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占比近五成。2010财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

　　招商银行(600036,股吧)与贝恩资本发布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进一步显示，中国累计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达73%，投资移民的趋势还在加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同时，知识精英的流失也成为全球之首。

　　应该说，国际移民是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人才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更反映了资源全球化配置的需要。然而近些年，中国如此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所引发的“潮涌现象”，却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移民潮不仅造成了中国的财富流失、人才的流失、税负的流失、消费的流失，更对中国建立“橄榄形社会”的努力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担忧的同时，我们当然需要反思，在“移民潮”背后，到底折射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哪些深层次矛盾？毋庸置疑，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增长极”，然而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也正在付出巨大的增长代价：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较高的税收负担和较低的福利水平等等，这一切渐渐动摇了国人幸福的基础。据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至30%。而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占比分别只有7.6%、2.7%、4.5%，整体国民福利水平相去甚远。

　　对于那些有投资移民意愿的人来说，投资环境和创业环境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投资移民最在意的是发达国家相对宽松的创业制度环境，比如，金融危机以后，为提高全球竞争能力，美国采取了诸多鼓励投资政策，如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提供劳务、投资和培训服务等。对于在非中心地区、边远地区和经济开发区投资的企业，美国政府还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不能不说，国内与企业创业相适应的孵化体系、风险投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配与激励制度等制度设计还很落后，体制障碍构成了基本的制度性约束。

　　当前，企业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全面上涨，产业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一些原本做实体经济的民营资本萌生了移民念头，部分企业主甚至通过腾挪银行贷款或海外汇款等方式转移资产，资本外逃不但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也使得国家财富流失严重，防范财富大规模流出已刻不容缓。

　　这是一场人才的博弈，对于中国这个大步转型的国家而言，如何通过更好的机制和政策环境把财富(物质财富和人才财富)“留住”，是直接关系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性议题。事实上，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由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由此观之，扩大对内开放，通过制度安排让市场真正发挥其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中国整体宏观税负，构建有益于民间投资的经济生态体系，是创造财富并把人才留住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