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金融危机意味着危中有机。不过，机会对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
未来5-10年，将是中国在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同时金融市场与衍生品市场快速提升，从经济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的关键时期。然而，其它国家也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不断反思，锐意改革，寻求突破。
“祸兮，福之所倚”。能否抓住本次百年不遇的对金融创新前沿领域功过是非近距离观察、分析与研究的绝好机遇，利用后发优势，转危为机，脱颖而出，确立一条有前瞻性的中国衍生品发展之路，把国家的金融竞争力大大提升一步，考验着中国金融市场决策者们的大智大慧与魄力。
然而，决策者的决心，取决于诸多因素，而人才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一项。没有一流的人才，不可能有高度的自信，没有高度的自信，何来有魄力的决策？
问题是，中国准备好了吗？
尴尬与无奈
中国的衍生品市场，走过了20年的路程，乍一看，成绩斐然。然而，莺歌燕舞之后，问题比比皆是，制约的因素很多，以至于我们有如此多的尴尬，如此多的无奈，其中的例子信手拈来：
国内多年来一直把衍生品市场定位为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这不仅不符合传统金融学的市场定义，也有悖于现代金融市场的划分理论。而事实上，衍生品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形态，与资本、货币、外汇、黄金市场等具现货性质的市场成分构成完整的金融市场。衍生品市场的基础资产，既横跨金融市场领域，也覆盖其它非金融领域，如商品、房地产、天气等。衍生品市场最主要的功能是风险转移与管理，为整体经济与金融的持续稳定发展服务。
然而，无论是国内证券、期货界的研究人员，还是经济、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多年来对这一对金融市场结构与发展有重大潜在影响的市场定位问题一直熟视无睹，迄今为止，几乎无人提出质疑；
金融危机以来，有关金融创新、次贷危机、信用评级机构、结构型产品、复杂衍生品的分析、研究、报告不计其数，然而，到底哪些是现货产品、哪些是衍生产品，这么一个十分基本但对梳理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与金融创新的成因、后果极为关键的大是大非问题，居然少有人涉及。其结果，两类不同性质的金融产品混淆在一起，现货的问题被归咎于衍生品，而属于衍生品的问题又与现货的问题掺杂在一起，黑白混淆不清；
中国场内交易近年来没有出现过重大风险事故，成绩应该得到肯定。然而，这其中不仅得益于产品简单，数量少，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市场效率为代价的。尤其对于投资组合，我们的投资成本与成熟市场相比，可能会高出几十到几百倍，产品风险的精细准确计算一直未被提到议事日程；至于境外交易的风险管理，差距就更大了，因为国内机构目前基本上只能依靠境外合作伙伴提供的风险数据；
国内各交易所的交易系统，缺乏符合现行国际标准的统一技术接口，不易参与全球金融活动。同时，多数现行交易系统在系统整合、实时风险管理、运行速度与规模、对产品多样化与复杂化的支持等方面，与境外先进的系统相比仍有着较大的差距；
权证是一种机制不完善的简单衍生品，被冠以金融创新的权证创设机制与国外实行的权证发行/再发行机制本质上并无两样，创设或发行方具有利益冲突的裁判员与运动员双重角色与特权，无法实现市场的公平，是权证交易矛盾的根源所在。然而，10多年来，有关国内权证交易的分析文章、研究报告浩如烟海，但却始终无人认识到其本质性的缺陷，直到我们的研究《从权证走向期权》（马重，沈小铁，吕圳，2009）指出问题的症结；
国内许多有关衍生品的研究，都是基于或参考境外英文资料，由于理解不透，外语水平有限，常常郢书燕说，加上国内抄袭成风，文章东拼西凑，导致错误越传越广。
例如，国内一些学者一直把香港交易所所采用的EWMA数据计算方法作为一种保证金模式进行研究，甚至还拿其与其它投资组合保证金模式如SPAN、TIMS等进行比较，殊不知它们之间如同苹果与橙子（ and Orange），不具备可比性。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经分析，发现源自2000年3月由原香港期货交易所编写的英文技术性文章，有人后来将其翻译成中文在有关刊物上发表。由于原文就有表达不完整不准确的地方，加上翻译不准导致若干信息失真，错误由此开始，而后有些研究甚至连译文都没参考,只是基于别人的文章,以讹传讹。可想而知，这样的研究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网上曾经流传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大学老师被请去看结构性衍生品的合同，事后感觉非常吃惊，觉得这个合同的内容如此之多，竟有150多页！作为一位专家，他得看它几天，而且好多不明白。
故事的本意无非是传达一个信息，即结构性衍生品是如何复杂，甚至连合同都有如天书。可是，人们想过没有，如果一位专家几天下来连一份英文衍生品合同都没法彻底看懂，这说明了什么？
类似的例子，可以一直列下去。
显然，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与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可以想像，一个定位有偏差，研究滞后，人才不足的市场，势必难以保证市场的快速、健康发展，势必难以适应国际化的挑战，势必难以实现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
显而易见，要改变这一切，需要人才，需要一批能带动突破的高端人才。
隔行如隔山
如果说中国还没有认识到把人才作为科学发展第一资源的重要性，或者说引进人才不力，显然不符合事实。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地各部门就引进海外高层次金融人才加快了行动。银监会、证监会以及各金融机构都曾多次面向全球招聘金融人才，尤其是利用金融危机上华尔街抄底，颇有斩获。事实上一大批海外优秀的金融人才已经回国，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作用。据了解，证监会系统具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的人数目前已占全系统人数的16%以上，而有些金融机构，如中投公司，这一比例更高达50%以上。
证监会更是早在2004年就成立了国际顾问委员会，先后聘请17名境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前官员及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规划发展提供战略咨询服务。
问题的关键是，当我们谈金融人才的时候，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金融行业覆盖面甚广，包括证券、货币、基金、保险、外汇、利率、黄金、期货期权、信贷证券化产品、结构性产品等，还有很多与金融密切相关的领域如房地产、准期货、碳金融等，所有这些，大部分都属于现货领域，相应地，现货领域内的金融人才也占大多数。
衍生品，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的新兴前沿领域，复杂而专业，一些概念相对晦涩，对于许多人，包括从事传统金融业务的人，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由于发展变化太快，各种复合结构型产品过多，即使是一些金融领域的专家，也往往对各种复杂的衍生工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同时，衍生品不仅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领域，更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领域。没有一定时间的亲身实践与积累，很难理解其中的奥秘。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外一些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经济与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却在衍生品问题上不时发出一些切不中要害甚至不靠谱的言论；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高学历研究人员，却鲜有人能够针对金融危机中与衍生品有关的重大疑难问题写出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或者提出令人折服的解释；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很有名望的国际顾问委员以及其他境外专家，在涉及衍生品的重大金融创新问题上屡屡集体失语，陷入沉默的螺旋，导致一些错误或含混的观点无法得到纠正或澄清。
问题也许不在这些专家、学者、教授或研究人员身上，因为，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主要在金融市场的现货领域，而真正对衍生品市场有深刻理解并有实践经验的，实为凤毛麟角。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于金融领域，这何尝不是掷地有声的真理！
虽然同在金融市场，现货领域与衍生品领域之间，相隔的却不是一个小土坡，而是一座云遮雾罩的大山，是一座奇石嶙峋的险峰。在诺大的金融体系中，衍生品虽是其中的前沿领域，但毕竟只是其中的特殊部分。而衍生品领域里头还可进一步细分为管理、技术、产品、交易、风控、量化研究、结算、法律等方面，每个都有其独特的规律与特征，各自都有自己的行家，没有一个人能够精通所有领域。
可见，对于衍生品市场，中国缺乏的不是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家，不是满腹经纶的金融学家，也不是玩亿万资金于股掌之间的投资大腕，或者踌躇满志的基金经理，一句话，不是，或不仅仅是，现货领域的高端人才，而是一批在衍生品市场上有理论有经验的高端人才。
由于国内对衍生品市场定位以及金融市场内现货与衍生品领域的差别认识不足，导致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与使用机制严重失衡，几乎清一色的现货人才，极个别的衍生品人才，也都以交易投资为主。
其结果，导致国内高端衍生品人才群体的断层。
高端人才在何方？
芝加哥，美国第三大城市，位于占世界淡水总量20%的五大湖群的南岸底部，素有风城之称，淡雅而妩媚，旖旎在密执根湖温润的环抱里。这是一座在毁灭性大火的废墟上重建的城市，如鲫的游人无不为那鳞次栉比千姿百态的摩天大楼所折服，无不为那被大自然倾泻在大海般无垠的湖面上的碧蓝如黛的超自然魔力所陶醉，无不为那被世界建筑界评为世界最美丽天际线的如虹气势而震撼。
这里是五一劳动节与三八妇女节的发源地，是世界糖果之都，会议之城，有着美国最重要的铁路、航空枢纽，数十家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在此落户。对于中国的年轻一代来说，芝加哥带给他们的记忆则更多地来自永载史册的公牛王国与无与伦比的篮球巨星乔丹。
然而，对于金融市场，最令芝加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名垂青史的，当数它造就的美国以及世界期货业的奇迹，以及为全球经济繁荣与金融发展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世界衍生品业的鼻祖，芝加哥在场内交易市场中的成就至今无其它城市能望其项背。从商品到金融、另类期货，从期货到期权，从电子盘交易到保证金标准SPAN、STANS，一百多年创意连绵，熠熠生辉。
衍生品市场无疑是一个充满刺激与风险的领域。斗转星移，在少数人成功的身后无数人黯然离去。但与纽约不同的是，芝加哥的场内市场具有天生的规范传统与典型的美国实业精神，是在一种高度监管下按照市场游戏规则发展的成熟模式，其深邃的期货底蕴与创新的激情一直引领全球衍生品行业稳步向前。
和纽约相比，这里少一些大苹果的烦躁、冷漠、欺诈和贪婪的商业气氛，一夜暴富的神话也没有华尔街的那么精彩、充满诱惑，而学术气息更为浓厚。这种来自中西部大平原的优雅、恬静、多氧的空气更适合制造精品，磨砺大师。所以，这里铸就了金融衍生品之父梅拉梅德，碳交易之父桑德尔；位于城南的芝加哥大学先后涌现了2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芝加哥无疑是衍生品人心目中的麦加。每年秋冬之际举办的国际期货期权博览会有如穆斯林的朝圣大典，来自全球各地的高手蜂拥而至，切磋最新的技术，碰撞思想的火花。这里又是许多人金融梦开始的地方，随着中国期货的起步，许多国人以各种途径辗转聚赴芝加哥，学习、考察、工作、生活，接受着正统衍生品精神的洗礼与熏陶。
自从打开国门，经过了30多年的积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华人中的高端衍生品人才而言，全球的人才集中在美国，而美国的人才则主要在芝加哥。
这里，有在90年代初即参加全球第一个衍生品交易实时风险管理系统开发并担任项目负责人的风险管理专家，有80年代末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成员如今担任全球超大型跨交易所衍生品交易系统项目主持人的金融技术专家，有担任全球最大的衍生品高频与量化自营交易商之一的量化交易研发部负责人的量化金融专家，有在美国最大衍生品交易所具有交易席位的期货交易顾问，还有一批在各主要交易所担任董事总监级的高级技术、管理、市场、产品人才，以及在各银行、基金、期货公司从事交易、管理、系统研发、量化金融研究等的资深人员。
这批人，普遍在全球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一线摸爬滚打10-20年，具有全球视野，熟谐世界衍生品领域最前沿的思想、技术、风险机制、交易规则，拥有丰富的国际市场实践经验，同时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变化也一直十分关心，如果把这批力量组织起来，完全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打造出一所全新的各类人才兼备极具竞争力的衍生品交易所，在国际金融舞台大施拳脚，或者，帮助把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水平大大地提升一步。
国内需要重点挖掘的，应该是这样一座人才的富矿、金矿。
如何看待与使用高端人才
龚自珍有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但实际上，名校、高学历、名机构，还是国内看重的要素。而且一旦回国，似乎就得当官，处座、局座。
所以，中国才会有今天如此多姿多彩的唐骏门、博士门。
相比之下，境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实际知识水平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人尽其才。
以美国CME集团为例。14名现职管理团队成员，几乎无人来自哈佛、耶鲁等顶级长青藤名校，绝大多数只有本科、硕士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没有一名拥有正规的博士学位。然而，就是这样一批商人、律师、交易员出身的管理者，却叱咤风云，把一个世界最大的衍生品交易所治理得生机勃勃，成为超级金融航母。同时，在各具体业务部门，却有着大批高学历的研究、专业人员，或有经验的专家，搞研究，或带团队，默默无闻地把各自专业的创新与应用发挥到极至。
再以国内极为崇拜的金融衍生品之父梅拉梅德先生为例。他从一所普通的法学院毕业，没有显赫的学位（J.D.为美国最基本的法律学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迎难而上，从一名期货市场的跑单员起步，在市场上过关斩将，最终进入管理层，以超前的眼光与过人的魄力将CME推上世界金融衍生品交易舞台的中心，成为国际著名的金融衍生品大师。
我们也许无法复制这些芝加哥神话，但却应该从中得到启迪。
学历很重要，但不是高端人才的决定性因素。当官很体面，但对出国多年而愿意回国效力的高端人才，对此大都不太看重，关键是国家能否提供机会，让他们真正发挥作用。
有关方面应进一步检讨、改进有关人才机制，以实际行动体现诚意，不迷信，不惟名，不惟外，惟才是举，采取灵活措施吸引高端人才以各种方式为国服务，包括参与有关机构、部门的咨询、顾问工作。
市场与高端人才：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中国的衍生品市场与高端人才的关系，似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鸡与蛋之争的谜团中。
方面，由于缺乏高端人才，创新进展缓慢，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如履薄冰。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发展过慢，造成过多资金集中在少量产品身上，不仅市场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市场矛盾难以解决，而且导致全国衍生品行业规模弱小，如全国期货行业2009年的净利润为19亿元，仅为全国券商利润的2%左右，严重制约了金融创新与吸收人才的力度。同时，一些优秀的人才，受制于环境，无法发挥与提高，陆续出走，到太平洋彼岸深造或为境外机构服务去了。
一位政府官员曾对笔者说，由于国内衍生品市场没有开放，你们回来恐也难发挥作用。
于是，出现了到底应该先引进高端人才，然后带动市场，还是先发展市场，然后吸引人才的命题。
然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前者之路肯定优于后者，而且国内目前已具备了基础。因为：
中国衍生品市场的成交额目前只相当于证券市场的2-3倍，而全球市场的这一比例为30-50倍，仅此，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空间巨大；
中国社会在改革深化、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与积累的大量市场与系统性风险，行政手段与措施将愈发难以奏效，需要尽快通过包括衍生品市场在内的市场化机制来有效化解与转移；
中国的衍生品市场已经走过了20年，大多数容易的、简单的阶段已经跨过了，下面每一步都意味着质的突破，需要攻坚：期权、跨境交易、迷你合约等。
关键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政策制定者，要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有前瞻性的思维，突破条条框框，加快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步伐。否则，很少人愿意回来，回来的也会离去。
本土人才的培养
中国期货市场20年的风风雨雨，已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锻炼培养了一批本土精英，不少在中国市场环境下大浪淘沙成长起来的监管人员、企业高管、交易员、研究人员已经成为市场的中坚，为市场发展作出了贡献。
同时，至2010年6月，期货业从业人员已有3.2万，其中硕士、博士人员11.2%，基金、交易所等机构的高学历比例更为靓丽。
但总体而言，缺乏有国际视野，熟悉掌握世界市场前沿交易技术、风险管理、管理制度的各类高端人才，在金融创新与理论领域真有深度、有份量的研究太少。
客观地说，由于国内衍生品市场迟迟未能全面开放，缺乏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大大限制了有关人员知识与能力提高的空间；另一方面，国内人心浮躁，缺乏严谨真诚的学术气氛，缺乏创新的动力。
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的开放步伐。
归根结底，中国市场发展的主体力量，还是本土人才。
因此，应采取多种形式加快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与业务水平的提高，与境外机构合作举办培训活动，尤其是邀请境外或境内华人中的高端衍生品人才讲课、交流，召开高层次的研讨会，发行弘扬新理念宣传新技术的高层次出版物。
应注意衍生品知识的基础教育，搞通搞透，不好高骛远，过分追求时髦前沿。一个没有扎实基础的人将不可能应对复杂先进的产品与技术。
加快培养具有金融意识与深厚交易、风险知识的年轻一代，为中国衍生品事业的大发展积累人才。在全国高校中开设与推广金融工程与衍生品课程，注重与市场实践结合，加强数理基础的训练，加强与境外金融与教育机构的合作。
近年来兴起的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人才的模式，值得逐步推广。
人才决定市场高度
海尽天是岸，山高人为峰。
衍生品市场是金融市场的创新前沿，专业、复杂，技术含量高，需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复合型金融人才为之服务。
中国衍生品市场的腾飞，需要自上而下取得共识，需要做大量的市场教育工作。这些，都离不开知识、技术与智慧。有时候，要化解市场的疑难与迷惑，专业人士几句话，往往胜过监管部门或当事金融机构的千言万语。
中国衍生品市场做精做细做强并走向国际化的最大瓶颈，就在于缺乏一批能领军的人物，以致于走出去怕被宰，放进来怕别人圈钱。但凡涉及衍生品领域的重大决策，都谨小慎微，每迈出新的一步，都如临深渊，即使如此，问题仍然不断浮现。
一个缺乏高端人才的市场，自然没有底气，缺乏自信。
因此，动辄求助于洋人。而事实上，有充分证据表明，相当一些外国金融专家与权威对衍生品这一新兴领域其实并不熟悉，或不够严谨。因此，国内没必要过分盲崇，妄自菲薄。
毫无疑问，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前提下，人才决定了我们的衍生品市场能走多远，做多深，攀多高。
有人曾问，中国能出梅拉梅德式的衍生品大师，带领中国市场走向辉煌吗？
答案是：不可能！梅拉梅德是特定市场条件下的产物，中国的市场环境注定出现不了类似的人物。
或许，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健康发展，更需要一支具有前瞻性眼光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包括一批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一批金融技术、风险管理专家，一批管理大师。无疑，这样的人需要多年全球市场的浸润与修炼，需要对衍生品机制的透彻理解，需要具有对先进市场理念的感悟与灵性，这其中的大部分，是学校教育与在新兴市场环境中难以得到的。
所幸，改革开放32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的炎黄子孙中已经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才。
关键是如何进一步改进高端衍生品人才的识别、引进与使用机制，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协调海外与已归国人员以及本土的精英力量，缩短磨合期，使他们不仅能够在各自的相关领域发挥作用，同时又能集中兵力，协同作战，真正为中国金融交易与衍生品市场的纵深发展，提升国家的金融风险驾驭能力与竞争力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