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发展”转变，我国主动进行劳动要素调整，坚持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通过提升劳动力质量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2021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成为各地方“十四五”期间政策设计的聚焦点。同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浙江先行探索全国共同富裕的最佳路径，这是党中央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赋予浙江省新的光荣使命。
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是激发示范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浙江省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型，要求金融发展模式也要转变。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帮助低收入群体增收、支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需要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今年3月，央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强调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扎实推动金融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金融为人民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要求健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三农”金融等多元化金融体系，要求深化金融为民、金融向善等理念。金融发展模式的转变必定要求金融体系的完善、金融产品的创新，而其作为最具知识密集特征产业之一，金融人才是金融发展的第一核心要素，金融发展离不开金融人才，金融人才的集聚是实现浙江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先行要素，是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举措。
在此背景下，浙江省如何制定和优化金融人才引进政策成为现阶段亟待解决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本文首先对浙江省金融人才引进的背景进行梳理，并对引进过程中存在的短板进行分析，最后针对性提出相关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建议。
（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体系迎来新发展机遇
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浙江省进入了经济转型升级加速期，迈上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征程，投资需求潜力巨大，为浙江金融发展提供新发展空间，也对浙江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浙江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2021年，全省生产总值为7.35万亿元，名义GDP增速全国第一。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0248亿元，迈上2万亿元新台阶，较上年增长12.9%。现代服务业规模快速增长，数字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优势凸显，成为推动浙江工业增长的新动能。2021年1-11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2.4万亿元，较去年增长24.5%，增速比全国高3.8百分点。2021年，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总量达8348.27亿元，较上年增长13.3%。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增长20.0%、17.1%，远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消费需求进入释放与升级阶段，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快速增长，共同富裕同步扎实推进，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2万亿元，较上年增加9.7%。2021年城乡全体人均可支配达到57541元，其中城镇为68487元、农村为35247元，均为全国省份第一。城乡收入差距在进一步缩小之中，两者比值仅只有1.94倍，较去年缩小0.02。浙江经济进入转型加速期，浙江金融作为浙江经济的血脉，保证浙江省金融转型紧跟经济转型的步伐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基础。
与此同时，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提出优先将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相关改革试点任务赋予浙江，浙江省应加强政策配套支持，建立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有效路径，确保浙江金融要精准聚焦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普惠帮扶、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要领域。
（二）金融服务实体能力增强，多元化金融需求覆盖不足
浙江金融贯彻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紧跟浙江经济转型步伐，深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始终坚持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一贯坚持创新发展绿色金融体系，持续坚持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提升普惠金融的可得性，时刻坚持加强防范金融风险，浙江已初步形成了“经济金融”相互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
社会融资规模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特定区域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支持状况以及该地区金融资金配置能力。2021年，浙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余额和各项贷款余额居于全国前列，金额达到3.40万亿元和16.58万亿元。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幅度来看，浙江省金融资金配置能力大幅增强，在2016-2021年间，浙江省的社会融资规模增幅以440.79%居于全国首位。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浙江省鼓励和激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抵押少、融资贵”的困境。2021年，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5.4万亿元，增长18.5%。长期以来，农村金融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最大的短板，以盈利最大化的商业化金融和社会资本往往对“风险大、收益不确定”的“三农”领域的资金需求延迟满足或不予满足，这造成“三农”领域的投资需求极其匮乏。浙江省深刻贯彻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采取“政府资金引导，商业化金融创新”的路径，满足“三农”领域的投资需求。2021年1-8月，浙江涉农贷款余额4.5万亿元，居全国首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浙江省积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形成了涵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多元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共赢”局面。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余额达1.4万亿元、0.07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0.4%、23.7%。“凤凰行动”计划取得阶段性成果，浙江资本市场在震荡中持续健康推进，截止2021年，浙江省共有境内上市公司499家，较上年增加74家，境内上市公司累计融资1.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5.8%。
浙江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著提升，但距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投资需求还存在着较大“量”和“质”缺口。从资金总量上看，浙江的资金汇聚力度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浙江省2021年末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170816亿元，落后于广东、北京、江苏、上海。从社会融资结构来看，浙江省直接融资发展迅猛，2021年末浙江省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比例为3.59%，仅次于广东和北京，2021年末直接融资比例为21.42%，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但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比例仍在浙江经济资金融通中占居了压倒性优势，2021年浙江人民币贷款比例为64.27%，而间接融资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融资成本高、门槛高等问题，为了促进产业发展，改善创新环境，支持初创企业百花齐放，进一步释放市场流动性，调整社会融资结构是必要环节。
除此之外，浙江省金融的转型步伐落后于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的速度，尚未满足数字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型产业的投资需求；民营、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尚未破解，“融资贵、融资难”问题仍旧存在；区域金融治理体系还不够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任务依然艰巨；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尚存在多处难点和堵点；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亟待进一步加强；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仍需持续扩大、可得性和便利性有待提升；资本市场的仍不够成熟。新一轮的金融政策应加速布局，推动浙江省金融驶入量质齐升期。
（一）金融人才招引不足，各县市出台配套性时点引才政策
金融具有知识密集型产业属性，金融人才是金融产业的第一核心竞争力。金融贤才的聚集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螺旋”上升的关键因素，金融人才运用专业化技能知识，充分发挥金融促进资源配置的功能，助力实体经济融资畅通与居民财富资产增厚。浙江金融体系正处于优化结构、提升能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金融人才需求必然更加旺盛，只有实现人才先行，金融的改革创新才能得到坚实的支撑，靶向引聚与浙江金融高度匹配的支撑型人才，以金融人才队伍的膨胀带动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浙江省始终将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作为发展的动力所在。省内各地级市积极出台涵盖科学技术、教育卫生、金融管理、专项技能等多领域的综合性人才引进政策，人才集聚局面逐步显现。2015年起，杭州市陆续出台《关于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引进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文件，重点围绕引才、育才、留才，构建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人才体系，政策出台密集且呈现递进性。2010年，宁波市出台《宁波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并持续出台各项人才细则。2020年末，浙江省人才资源总量达1418人，其中，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达2160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达31.8%。但针对金融人才的招引力度，相比较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仍稍显逊色。2017-2019年，浙江金融业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人员比重逐年降低。证券时报与新财富测度了我国各省市金融竞争力综合指标，该指标综合了经济发展、金融发展、金融机构发展以及资本市场发展在内的四个一级指标以及35个二级指标。2021年，浙江省的金融竞争综合指标落后于北京、广东、上海和江苏，位居第五，浙江省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业综合实力，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更优的金融服务。
相关金融人才政策主要由各县市独立出台，并主要作为配套性时点政策落实在本地重点金融产业和区域。2016年，为助力杭州市上城区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建设，上城区被授牌为杭州市金融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并同步出台《上城区高层次金融人才评选奖励办法》和《关于建设金融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的若干政策意见（试行）》。2020年，为促进湖州市南太湖绿色金融中心建设，湖州市出台《关于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县战略服务环太湖发展高地建设的意见》。省内各地市金融人才政策长期以来作为本地重点金融产业政策的补充而存在，仅宁波一市曾于2013年出台以金融人才政策为主体的长期性政策《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增速逐步放缓，基于人口数量的人口红利窗口渐近关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正逐步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化，金融业作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人才要素是否到位对金融业能否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各大城市为争夺优秀金融人才各施奇招，“抢夺金融人才大战”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当下，浙江省引进金融人才的体制和机制尚不完善，使得金融人才引进效果与实践需求差距过大。
（一）引才主体和渠道单一，人才信息难以整合
浙江省目前主要采用“以会引才”的方式引进人才，通过举办浙江嘉兴外国高端人才创新集聚区、金华战略产业招商引才推介会、“星耀南湖·长三角精英峰会”大型人才活动等招引人才，但人才招引活动主要是面向数字经济、生命健康等产业。仅有少量地级市或县级市建立了专项引进金融人才的平台，如宁波市在2021年采用“研学+保险”这项创新举措开辟了金融人才引进新渠道。目前，浙江金融人才招引渠道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官方网站发布信息，引才主体和形式较为单一。另一方面，人力资源服务具备专业化、市场化等特征，其是招引高端金融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浙江市场化引进金融人才程度不高，人力资源服务业中有关招引高端人才服务的业务规模较小 ，尤其是招引高端金融人才，2020年浙江猎头100强中仅有13家以金融人才服务为主 。
（二）需求精细化不足，人才评定和遴选机制不健全
浙江省现有人才引进政策基本上属于同质性、模糊性、笼统性引进，未明确金融行业内各细分领域的人才需求，缺乏针对各地市金融产业结构而形成的人才目录，包括杭州、嘉兴、湖州等多个地级市对高层次人才和金融人才的评定都强调实现产业和金融人才相配套，但人才引进的评定标准中并未对本地级市特色产业所需的金融人才进行划分，结果对于金融人才的评定表现为“强调产业，但不知道产业需要什么；强调高端、紧缺，但不知道对应的专业能力是什么”，加大了精准引进金融人才的难度。
此外，各地市金融人才引进的遴选机制标准模糊，以杭州市高层次人才评定为例，当前杭州市针对金融人才的评价体系中主要包括个人能力、担任职务、行业影响力等非量化性维度，多以“较大影响力”、“行业知名”等较为模糊的词语作为评价标准，无法形成客观可比的评价指标，认定标准宽泛不准确，给金融人才认定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三）引进政策缺少“组合拳”，人才供需结构失衡
浙江省现有金融人才政策散落在各个地级市，且多以本地重点金融产业政策的补充而存在，呈现出零散性、时点性的特征，缺乏连续性、长效性的统筹政策，削弱了省内人才政策吸引力。
各地市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出台时间早晚不一、优惠补贴力度强弱有别，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地区不均衡性。从时间维度来看，宁波市和杭州市较早开始关注针对金融人才的专项引进政策，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起即出台相应政策举措。而嘉兴市和温州市等则于2021年和2022年才首次出台针对金融专项人才的引进政策，绍兴、衢州、金华三市则至今尚未出台明确针对金融人才的相关政策。从补贴力度来看，湖州和丽水两市补贴力度具有明显优势，对于B、C类高层次金融人才分别给予250万和160万安家购房补贴。杭州和舟山两市的补贴力度则相对较弱，针对A、B类金融人才仅给予不超过20%的购房补贴。浙江省内各地市间金融人才政策地区的不均衡导致省域内金融人才供需结构严重失衡，金融人才普遍向头部城市如杭州、宁波等集聚，而衢州、舟山等需求城市则少有金融人才流入。
（四）引进全过程“头重脚轻”，精神激励发力不足
注重“引才”同时更注重“留才”，注重“引凤”同时更注重“筑巢”。前期“引才”期，人才对物质需求较为敏感，而在“留才”和“用才”期，吸引人才的往往是精神需求的满足。相比于送补贴、送户口等物质需求，人才养老、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以及荣誉评选等精神需求在提高金融人才留浙率上起到重要作用。
目前，浙江省人才政策重点集中于“引才”，忽略了引入人才的后周期服务，比如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各地级市出台的金融人才政策主要以住房补贴等一次性补贴和限期3年内的生活补贴为主。而在诸如养老、医疗、子女教育、评优评选、职称荣誉等方面的精神激励政策严重不足。除此之外，人才引进奖励形式较为单一，缺乏股权激励等支持方式。
面对愈发激烈的“抢人大战”，围绕浙江省金融人才引进的现状和短板，针对性制定和完善浙江省及地级市的金融人才引进政策，是推动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关键环节。
（一）立足产业配置金融人才，搭建多元化引智平台
充分考虑不同维度、不同领域对金融发展的特定需求，浙江省应坚持分类推进金融人才引进工作，实现浙江省金融人才梯队化。围绕着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立，金融要持续发力于服务实体经济、主动改革创新、加强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全面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发展需求，金融人才结构要不断优化和升级。一是要专业化招徕金融机构人才，提升浙江省金融业的管理水平和金融竞争力。二是要针对性罗致产业金融人才，完善浙江省供应链、产业链金融服务体系。三是合理化吸引监管金融人才，持之以恒监督浙江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遵循金融人才成长规律，践行金融服务实体宗旨，突出金融协会、金融机构以及高校的引才主体地位，共商共建金融人才招引平台，实现全省上下联合开展金融人才招聘活动。鼓励领先金融机构和高校站到引才一线，保障浙江省成功搭建健全且完善的引才工作链条。支持政府协同用人单位搭建企业管理者与金融人才的直接交流平台，定期组织金融人才引进活动，实现高效对接产业金融人才，精准招引产业金融人才，进一步提升金融人才和企业相关岗位的匹配度。比如，常态开展杭州金融高科技人才交流大会、湖州绿色金融人才交流会、宁波贸易金融人才交流大会等活动。
加快设立金融人才流动工作站，实现区域互利共生的金融人才发展格局。发挥浙江省地域优势，搭建沪苏浙省级毗邻区域金融人才网络。选派省内金融人才分批赴周边省市、北京、深圳等金融中心城市调研学习、挂职锻炼、联合培训等。同时支持浙江省内设立金融人才实践基地，打造挂职锻炼平台。加强省内外金融人才交流合作，全面提高浙江金融人才质量。
除此之外，鼓励浙江省内人力资源服务业扩大金融人才综合服务业务，为浙江省内吸引高层次金融人才提供专业化指导，进一步提升浙江金融人才的全面性。
（二）健全金融人才统计制度，优化人才遴选体系
浙江省应结合本省及各地市实际需求，鼓励政企联合设立金融人才专家委员会，制定并完善金融人才统计体系，基于互联网科技优势，开展金融人才调查研究，打造金融人才数据库、实现企业动态发布、专家实时对接。鼓励浙江省金融人才专家委员会联合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制定有关金融人才统计的相关机制，如定期发布浙江省及各地级市金融人才报告、按期公告浙江省金融人才岗位需求，为进一步优化浙江省金融人才“引、留、用”政策提供有力地科学支撑。
与此同时，优化和完善以成效为导向的市场化金融人才遴选机制，实现精准化遴选金融人才。首先，坚持“凭能力，看业绩”，构建以“能力+业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人才评价标准体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能力体系，是衡量人才的综合指标。总体来看，人才评价标准可划分为能力要求和评价标准。随着金融应用场景的拓展和与科技的深度融合，金融行业逐步分化出多种“精、尖、专”领域，也对金融人才提出了“高、精、细”的要求，特定业务需要特定能力的金融人才提供支撑，大体上可根据业务知识体系、业务实操能力水平以及相关的从业资格证等指标对金融人才的能力要求进行区分。评价标准要具有可操性和科学性，实现精准把控人才引进的质量，严格保证人才评定的准确。这一方面要求采用可量化的细分项目衡量能力要求，另一方面要求采用权重法测度人才综合指标，其中权重的大小采取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客观评价人才能力高低，同时根据金融行业专家的建议自主把控各项维度的重要性，最终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金融人才评价分值体系。其次，成立省级和地级市金融人才评价协会，按照多方主体联动原则，协同政府、学术届和产业界三方共同制定和完善金融人才评价协会的相关规章制度。其中，政府主要负责制定人才分类分级标准以及统筹人才引进工作，将人才评价权限下放至金融业单位和金融业专家，精准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人才需求匹配高端金融人才并对高端金融人才进行定期量化管理考核，以保证引进金融人才的质量。
（三）制定系统性统筹政策，坚持属地配套落实体系
在省级层面加快出台具有主体性、长效性、系统性的金融人才统筹政策，协调各地级市联动落实引进金融人才政策。以省级政策为引领，明确省内金融人才发展方向，为地级市、县级市培育金融人才提供指导性意见，鼓励暂未出台金融人才招引政策的绍兴、金华和衢州三市加快根据当地金融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编制金融人才招引培育专项政策，并指导省内各区域间针对当地不同的产业结构平衡专业化、特色化金融人才的地区分布，缓解省内区域间金融人才的供需失衡，促进省内各区域间金融人才引进的平衡、协调发展。
坚持“省级引领，属地落实”执行体系，各地市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应适配于浙江省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各地级市产业，实现错位发展。各地市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应当结合当地金融产业结构突出重点，杭州市可着重关注金融科技和私募基金人才的引进，宁波市可着重关注引进贸易金融人才，湖州和衢州两市可重点招引绿色金融人才。
（四）解决金融人才多维度需求，健全长效激励机制
浙江省可凭借城市环境上的优势，打造“老有所养，子有优育，病有所医”的人才城市。在人才养老方面，首先，由于多数金融高端人才工作于体制外且流动性强，省内各市政府可创新性地为当地工作的金融人才提供稳定且有保障的职业年金，由地方财政补贴缴纳，金融人才工作退休后可按月领取，作为养老保障的有力补充。其次，依托省内各市的自然生态，如杭州西湖、湖州南太湖等，建设高端人才养老社区，面向全市高层次人才开放购房，在当地工作满五年的或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高端人才可免费入住养老社区或享受购房补贴。在子女教育方面，在高层次人才群体中晚婚晚育现象更为常见的背景下，浙江省可适当延长高层次人才享受子女教育、选校等便利政策的年限，解决人才退休后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在人才医疗方面，浙江省可建立专项人才医疗基金，为人才提供全方面、全周期的医疗保障，为人才提供有竞争力性的人才医疗服务，同时加速推进医疗卫生行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提高人才的满意度。另一方面，除了借助多种福利解决人才后顾之优外，多元化的薪酬待遇也能保证吸纳到足够的金融人才。支持开展金融人才体制机制创新，鼓励企业开展员工持股等方式的股权激励，将金融人才的个人收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鼓励高校和科研院等事业单位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引进紧缺或高层次的金融人才。
除此之外，浙江省应探索建立可行性的金融人才评优、荣誉评选等考核制度，大力宣传金融领军人才的突出贡献，这一方面可以满足金融人才自身发展需求和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加大浙江省金融人才的政策的宣传力度（陈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