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工作方法。1958年1月，他根据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集中全党智慧，主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六十条》全文11000多字，篇幅并不很长，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时至今日，其中提到的有些工作方法，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本领，会干事、干好事、干成事，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党委领导原则的“八句歌诀”

　　《六十条》用“八句歌诀”来概括党委领导原则，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明确了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说，“大权独揽”指的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讲到党委提高领导工作的水平。他指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党委还要学会“弹钢琴”，既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对于中心工作，党委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这部分讲话内容，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指导各级党委工作的经典文献。

　　既反对空头政治家，也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六十条》指出，“政治和业务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反对两个倾向，一个是“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是很危险的”，另一个是不懂得实际、不懂得业务的“空头政治家”，同样于工作有害。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并鲜明提出“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思考和强调的重大问题。1955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从红星工厂事件中看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的责任》一文，指出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由于犯了只管业务不问政治的错误，打击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计划的完成。毛泽东同志看到此文后，3月28日，连同另一篇文章一起，批转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要求一并印发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各位代表，并起了题目：《两篇可看的文章》，这说明他对实际工作中只讲业务不讲政治的现象非常重视并保持了足够的关注。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农业问题时，又讲到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即“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直至《六十条》中列专条予以论述，可见毛泽东同志将思想政治这一“统帅”和“灵魂”看得何其重要。

　　一定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

　　毛泽东同志在《六十条》中特别强调了高级领导干部作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要求，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这个要求是明确具体的，在时间安排上“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在人员安排上“轮流离开办公室”，在调研方式上“开会，到处跑”。关于调研的方法，“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走马看花，有感性知识，但还不够深入，还要下马看花，只有经过反复考察，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去实践中检验。两种看花的做法，形象地说明了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怎样作调查研究、怎样才能作好调查研究。

　　毛泽东同志一生极其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亲自进行过许多次社会调查。1956年，在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从2月14日起，毛泽东同志用37天的时间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随后他又连续6天参观机械工业展览。从4月18日起，又用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这次调查研究，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才告一段落。正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集体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一最直接的成果，为党的八大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的重要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之一。他在《六十条》中一再强调“打掉官风”，“同人民打成一片”，“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只有在工作中“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才能做好各项工作。他举了鲁迅的例子，认为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所以才会得到读者的认可。因此，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学习鲁迅”。

　　1961年5月13日，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给毛泽东同志写信，汇报了他到一个生产大队作调查，同群众商量解决按劳分配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情况。14日毛泽东同志即复信，要求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绝对禁止“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可见，毛泽东同志对群众路线是念兹在兹、一以贯之的。

　　文章和文件应当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毛泽东同志在《六十条》里提到了文章和文件应当具备的三种性质，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他认为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属于逻辑问题。而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他着重指出了许多文件的缺点，一是“概念不明确”，二是“判断不恰当”，三是“推理的时候缺乏逻辑性”，四是“不讲究词章”。他觉得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因此，“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他还提出，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在日常写作是普遍要求，不管是理论研究部门还是实务工作机构，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就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谈了自己的意见，觉得“不大满意”，要“考下等了”。在他看来，有的是“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看这样的文件简直是“一场灾难”。同样是在此信，毛泽东同志的语言则非常的生动鲜活。他认为文风改进不尽如人意，说，“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读来令人大感风趣畅快（陈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