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上海所拥有的国际性高端金融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与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有着较大差距。权威数据显示，在世界其他金融中心城市，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均在10%以上，比如伦敦和纽约占比为11.5%，中国香港为14%，而上海金融从业人员总人数约为20万，仅占全市就业人口的1%。显然，上海正处于一种非同质竞争的状态下。为了加强金融业的竞争能力，上海有必要尽快将金融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而吸引国际性高端金融人才来沪，无疑是储备人才最迅速、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但是，吸引国际性高端金融人才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目前，内地针对金融高管的个人所得税适用税率过高，这种较高的“税收成本”，给我们引进和留住国际性高端金融人才带来不小的压力。除此之外，一些成熟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普遍具备的优质教育体系和医疗服务，也让高端金融人才来沪面临不小的“交易成本”。例如，香港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仅为17%，而内地的最高边际税率却高达45%，使我们在吸引甚至留住高端金融人才方面，居于劣势；又如，在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工作，金融高管可享受与国际性高端人才相适应的子女教育、本人及其家属的医疗服务，但是，一旦迁居到其他城市时，可能就会在这些服务上面临不小的落差。这些不利因素，都放慢了国际性高端金融人才来沪的脚步。

　　面对这些情况，政府必须有所行动，应想方设法降低阻碍人才引进的各类“交易成本”。首先，应尽可能降低高端金融人才的“税收成本”。事实上，中央对此已有非常明确的态度。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就提出，要改革财政税收体制，使其更加符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具体而言，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两个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包括税制改革在内的整个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必将适时推出。但是，在中央改革出台之前，地方政府应该不等不靠，主动出击。例如，目前不少地方政府，不是通过财政的“收入边”而是通过财政的“支出边”的政策或措施，一方面，用“现金”补贴的方式去尽力降低国际性高端人才的“税收成本”；另一方面，以“实物”补贴的方式(例如，以子女教育以及本人及家属医疗服务等特别优惠形式)去降低他们因迁居而引起的其他“交易成本”。但是，对于现有的高端金融人才落户所享受的、在经济学上被称之为“实物”补贴的各种优惠政策或措施，应改变目前“零打碎敲”、“一事一办”的做法，要结合多部门进行整合，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运作模式。另外，地方政府还应通过其他“行政便利”(如提供户籍、护照等各方面的便利)方便这些国际性人才的流动等等。

　　针对目前社会上有人质疑引进国际性人才的财政优惠措施是否存在社会“不公平”的说法，笔者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总原则的。的确，无论地方政府采取什么形式的特殊措施，归根到底，都会动用政府的财政资源，都会涉及到“取之于民”的利益最终“用之于谁”的公平分配问题。对此，笔者的看法是，从表面上看，把来自纳税人的一部分钱给了一小部分收入本来就比较高的国际性高端人才，从国家角度来看，好像是有悖于社会公平。但是，从深层次来看，这样的做法最终还是体现了优先“做大蛋糕”、促进发展转型和实现科学发展的思想，贯彻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的“先富带后富、最终共同富裕”的社会财富分配总体指导思想。因为只有这样，国际性高端金融人才才会集聚上海，才有可能帮助我们做大、做强金融业，才能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带动现代服务业和整个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更好地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另一方面，从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来看，这些国际性高端金融人才本身就是在国际间流动的，其所得往往取自于全球范围，其待遇往往会有国际性比较，因此其在国际间的流动往往会环顾各国情况而取舍。我们就会理解，对于国际性高端人才，我们必须要有“国际性”的视野，要用国际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税收待遇，看待他们应该享受什么样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因此，对于这些国际性高端人才应该尽可能给予国际性待遇，并与一般性人才的待遇有所区别。例如，就税收待遇来说，其税收待遇就应该与传统的、仅站在一国国家角度来看待不同纳税人之间的“社会公平”有所不同，他们的税收待遇应该从更为宽广的角度来加以看待，要用国际的视野来予以考量。

　　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处于加速阶段，如何大力吸引海外的高端金融人才？引进来的人才如何用得好、留得住？这已经成为上海亟需破解的难题。各级政府应抓住机遇，创新思维，加强研究，争取在引进人才方面取得更大突破，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